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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代中國敦煌學發展的真實畫卷

2021-02-08 22:15:28来 源:光明日报      評論:0點擊:

《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(1949—2019)》 郝春文等著

 

  由郝春文教授主持撰寫的《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(1949—2019)》作爲“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叢書”之一,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了,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國敦煌學學術史專著。通讀全書,筆者認爲該書具有許多新的特點。

 

  作者對中國敦煌學史提出了新的分期,即將1909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定爲第一階段,這一階段是敦煌學的興起及其研究領域的拓寬時期;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1978年改革開放前爲第二階段,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敦煌學穩步發展,同時港台地區的敦煌學異軍突起;1978年改革開放後至2000年爲第三階段,這是敦煌學迅速發展的時期,作者將其定義爲新時期的敦煌學;2001年至2019年爲第四階段,這是我國敦煌學發展迅速並開始轉型的階段,作者稱之爲轉型期的敦煌學。這樣的時代劃分可能仍有值得完善之處,但比起以前的敦煌學史分期,應該更符合中國敦煌學的發展脈絡和時代特點。

 

  關于敦煌學的概念,周一良、姜亮夫、林家平等都曾有過討論。1988年,筆者也曾提出“所謂敦煌學,就是指以敦煌遺書、敦煌石窟藝術、敦煌學理論爲主,兼及敦煌史地爲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”。郝春文認爲這個定義比較准確,但不足之處是沒有突出敦煌學的交叉學科特性,並從這一角度對敦煌學的概念或定義提出了新的看法。他指出,敦煌學是以敦煌遺書、敦煌石窟藝術、敦煌史迹和敦煌學理論等爲主要研究對象,包括上述研究對象所涉及的曆史、地理、社會、哲學、宗教、考古、藝術、語言、文學、民族、音樂、舞蹈、建築、科技等諸多學科的新興交叉學科。這個定義既包括了敦煌學的研究對象及所涉及的學科,也強調了其學科屬性爲新興交叉學科。

 

  關于學術史的撰寫,可能會有不同的標准、體例和要求,郝春文將其歸結爲四種:一是目錄式,即將所有成果都列出來,並有簡單的提要介紹;二是介紹式,即簡要說明所列論著的具體貢獻;三是學術史式,要分析所涉及論著的成就、特點和不足,力圖展示該論著在相關研究曆程和學術脈絡中的地位;四是學理分析式,即在具體分析相關論著的基礎上,從理論和方法層面分析考辨寫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徑。他認爲,自己的這本著作“大約可以介于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間。但有的部分也曾試圖接近第四重境界。”的確,這是一本能夠考鏡源流、辨章學術,在認真研讀大量敦煌學論著基礎上,力圖從學理上分析,並將其置于學術史層面來展示敦煌學研究成績、不足與發展方向的著作。如關于石窟藝術的研究,如果說前幾個階段我國學者的研究重點是解決敦煌石窟“是什麽”的問題,現在則是要解決敦煌石窟“爲什麽這樣”的問題。作者強調“轉型期有關中國敦煌學家的研究成果,從總體上看,以介紹居多,對相關學者的學術地位、學術價值、學術理路以及取得成就的原因等方面的分析,尚待加強”。在敦煌樂舞藝術中,最引人關注的是敦煌的曲譜、舞譜的探討,自日本學者林謙三之後,鄭汝中、莊壯、陳應時等都對敦煌曲譜進行了解讀,尤其是葉棟、席臻貫對敦煌曲譜的“破譯”,曾引起轟動乃至爭議。該書在考察國內外研究狀況後指出:“國內外有關敦煌曲譜和舞譜的‘破譯’雖多,但因敦煌曲譜舞譜中表示音節、韻律和動作的語言和符號沒有留下時人的界定。所謂‘破譯’全憑破譯者個人的理解和猜想,所以諸家‘破譯’結果往往差異很大,難以取得共識。”

 

  敦煌文獻是敦煌學的主要研究對象,整理、釋錄敦煌文獻,使其能夠被一般讀者或學者方便使用,是敦煌學界的重要任務。從目前來看,敦煌文獻的校釋整理主要有三種範式:一是張湧泉策劃組織的《敦煌文獻合集》工程,即通過全面核查,將所有漢文佛經以外的敦煌文獻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法進行整理,在分類、定名、綴合、彙校的基礎上進行釋錄。二是郝春文策劃組織的《英藏敦煌社會曆史文獻釋錄》,即按館藏流水號對敦煌文獻中的非佛經文獻進行釋錄,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遺漏,也彌補了分類釋錄的不足。三是按分類校錄的辦法對某類敦煌文獻進行彙校釋錄,如《王梵志詩校注》《敦煌吐魯番醫藥文獻新輯校》等。雖然敦煌文獻的整理刊布取得了巨大成績,但還有許多重要工作尚待完成。對此,郝春文指出,敦煌文獻的圖版需要升級換代,即要用高清彩色圖版或紅外攝影圖版替換原來的黑白圖版。當然,這既需要國際合作,更需要敦煌學專家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。

 

  到20世纪末,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校录本已经涵盖了敦煌文献的重要方面,同时在敦煌学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出现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论著。由此本书指出: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,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。”同时我们也要看到,需要加强或努力的方面还有不少,正如作者指出,“从整体上看,研究比较深入、比较全面的專題还不够多,许多方面有待加强,不少方面有待展开”。如归义军的政治史、经济史、民族史研究相对深入,但佛教史、社会史和文化史还需要投入力量。又如在民族文字尤其是死文字方面,需要加强发言权,而敦煌学经过百年发展之后,在研究范式、重点、内容等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境,“这种困境也推动了很多学者深入反思敦煌学的转型”。但何谓转型,如何转型?则是中国敦煌学界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。(刘进宝)

 
本文来源于上饒新聞網[www.srxww.com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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